1967年，“我”和“我”的朋友保尔·维特根斯坦同时住在维也纳的一家医院里，“我”接受肺病治疗，他接受精神病治疗。在这个社会和世界上，不停顿地进行着的是以最令人厌恶的方式美化一切。